2023年10月13日下午，第114期金亞太刑事下午茶在金亞太刑事業(yè)務中心舉辦。本期下午茶研討兩個案例，分別是金亞太律師事務所刑辯分所副主任高正綱、實習律師魯鑫宇提交的“王某涉嫌故意傷害致死案”和金亞太律師事務所主任黃奧、執(zhí)業(yè)律師胡美玲提交的“黃某涉嫌組織賣淫案”。
    金亞太管委會主任王亞林、刑辯分所副主任蔡鵬擔任點評人。刑辯分所主任張世金、副主任黃新偉、刑事業(yè)務中心副主任曹富樂、品宣部主任陶鴻等30余名律師參加了此次下午茶，實習律師朱巖擔任主持人。

    本次下午茶討論的第一個案例是“王某涉嫌故意傷害致死案”。高正綱、魯鑫宇分別向與會律師介紹案情，與會律師就案件事實、證據(jù)與程序等問題依次發(fā)問。隨后，與會律師針對案件焦點發(fā)表自己的觀點。

    點評人蔡鵬認為：第一，關于防衛(wèi)過當和合理懷疑辯護空間的問題，被害人的死因是血液阻塞氣管導致窒息，死亡時間較為短暫，幾分鐘時間即可造成窒息死亡，所以被害人的死亡結果與傷害行為之間屬于常態(tài)化的因果關系，因此在因果關系上沒有合理懷疑空間。但是結合雙方可能有打斗的痕跡，根據(jù)證據(jù)并考察雙方既往關系情況，考慮構建案發(fā)時雙方可能存在男方以身高體能壓制女方反抗的一種暴力性的行為，女方在反抗暴力的過程中存在防衛(wèi)行為；以及被害人體表檢測出人精斑現(xiàn)象也加劇了合理懷疑的可能性。第二，認為行為人不太符合自首的認定標準，其并沒有主動將自己置身于司法機關控制下的明確意圖和表現(xiàn)，再加上其受審能力和案發(fā)時的精神能力本身是一個存在質疑的狀態(tài)，故認定自首應謹慎考量。
    點評人王亞林認為：第一，被害人的死因是阻塞呼吸窒息死亡，顯然是因為當事人用銳器捅刺他的頸部之后，因為沒有及時施救而死亡。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難以認定因果關系的介入因素存在。涉案雙方的夫妻關系只能作為量刑的考量因素。第二，關于重新鑒定的問題需要征求專業(yè)醫(yī)生的意見，受審能力一定要進行鑒定。最后，這個案件不應當認定為防衛(wèi)過當，本案與輕傷害的鄰里糾紛不同，合理懷疑中關于沒有施救的問題難以成立，因為不論從雙方夫妻關系的法定身份還是從傷害他人的先行行為來看，王某都具有應當及時救助的義務，當不履行該行為義務時的不作為亦應當在罪名定性中予以考慮；而精神上的問題應交給法醫(yī)去解決。當然人精斑出現(xiàn)的狀態(tài)在這個案件中屬于異常、罕見的現(xiàn)象，是需要繼續(xù)查明的問題。
    本次下午茶討論的第二個案例是“黃某涉嫌組織賣淫案”。由黃奧、胡美玲律師向與會律師介紹案情，與會律師就案件事實、證據(jù)與程序等問題依次發(fā)問。隨后，與會律師針對案件焦點發(fā)表自己的觀點。

    魯鑫宇認為，第一要從組織賣淫罪和協(xié)助組織賣淫罪的區(qū)分上來看，組織是指讓一個賣淫的團體從無到有的一個行為，協(xié)助是指為了已形成的賣淫團體，或者是即將形成的賣淫團體，更順利地開展工作提供的幫助。第二，通過實務案例來分析，夏某組織賣淫案與本案情節(jié)高度相似，夏某作為店長，其管理和雇傭行為的可替代性非常高，他應當屬于協(xié)助行為，所以最后定為協(xié)助組織賣淫罪。就本案來說，舉重以明輕，黃某的行為作用遠小于夏某，更應認定為協(xié)助組織賣淫。
    高正綱以兩個刑事審判參考第78號、第768號兩個組織賣淫典型案例為切入點，總結出組織行為重點在于是否建立了賣淫組織、是否管理賣淫者、是否安排賣淫活動。除去對賣淫活動直接進行調度、安排之外的行為，比如說保鏢、打手、管賬、望風等，甚至還包括為組織和招募者直接進行招募、雇傭、接送賣淫者，為賣淫者提供住宿等行為均可以認定為協(xié)助組織賣淫。回到本案，高正綱認為要對黃某案情做三個拆分，第一是時間拆分，參與正規(guī)項目和賣淫項目的拆分；第二是證據(jù)拆分，有利證據(jù)和不利證據(jù)的拆分。第三回歸到黃某行為的拆分。
    黃新偉認為，協(xié)助組織賣淫這種幫助犯把它正犯化之后，會涉及到區(qū)分組織犯罪的問題。需要將所有人的責任明確，綜合判斷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花文靜認為，關于對受雇傭擔任賣淫人員負責人的定性問題，組織賣淫中的組織行為認定，它是一定要存在管理和控制的行為，這個管理和控制行為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人，一個是錢。黃某存在一定的協(xié)助招募人員的行為，他對于錢這方面也是完全沒有管理和控制的。在本案中如果說協(xié)助組織賣淫定性辯護無法進行的話，可考慮在量刑上進行從犯的辯護。
    點評人蔡鵬認為：第一，在組織賣淫管理人員內部劃分主從犯這一點是不違背刑法的基本原則的，對于大規(guī)模的企業(yè)來說店長這個級別連管理層都達不到，黃某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執(zhí)行層，所以前面的一個觀點定協(xié)助組織賣淫在很多細節(jié)上是符合的。第二，是關于定性的辯護，與尹某相比，黃某的參與程度都比較輕，次數(shù)都比較少，所以在這個過程主次關系相對就比較明晰了。另外可以考慮將尹某和黃某的合作機制放大化和前瞻化，表明黃某最多只是擁有一個容留他人賣淫的主觀故意而非組織他人賣淫的主觀態(tài)度。
    點評人王亞林認為：當前我國的立法對于組織或強迫賣淫罪所侵犯法益或客體表述為是一種有傷風化的，沒有被害人的犯罪，量刑偏重。提供犯罪構成解釋的時候，應該用限縮解釋的方法去解釋行為是不是構成犯罪。我們在用同質解釋的方法來解釋“組織”概念時就意味著認為該組織行為和強迫行為可能應該具備同質性，也就是說存在一種與強迫具有類似性或同質性的人身以及行為的控制行為，那么如果僅僅是招募而來去自理，就不應該是刑法所說的組織賣淫。引用浙江省高院的會議紀要，跟最高法的司法解釋一樣，招募、引誘、容留、強迫等手段，實質上是控制多人從事賣淫生活，而這種控制多人從事賣淫行為的本質特征是限制人身自由或行為自由。基于這樣一種方法，我認為本案整體應當是容留賣淫而不是組織賣淫，黃某作為店長，屬于容留賣淫罪的從犯。
 
 
  撰稿| 朱巖
  攝影| 朱巖
  編輯| 王藝偉
  審核| 陶鴻  蔡鵬